我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是公共经济学和财政管理领域的核心议题,关乎国家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财政支出效益不仅指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更强调其在促进社会公平、优化结构、支撑长远发展中的综合价值，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26.06万亿元，如何提升每一分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任务。
从理论层面看,财政支出效益分析需兼顾“投入-产出”的经济逻辑与“社会-政治”的价值逻辑，古典经济学强调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职能，认为市场失灵领域（如公共产品、外部性）需通过政府干预弥补，而效益评价需聚焦成本收益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则引入“3E”原则（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主张通过绩效预算、结果导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福利经济学进一步拓展视角，认为财政支出效益需包含收入再分配、社会福利改善等非经济指标，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需立足国情，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构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效益呈现“总体提升、结构失衡、机制待完善”的态势，通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等制度创新，资金规范性显著增强，例如2025年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增速持续高于平均增速；仍存在突出问题：一是结构失衡，2025年民生支出占比达66.5%，但教育、医疗等细分领域存在“重硬件投入、轻软件运营”现象，基层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压力较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投入效率有待提升；二是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益综合指数（基于产出、满意度、可持续性等测算）普遍高于中西部，部分欠发达地区存在“撒胡椒面”式投入，缺乏精准发力；三是机制短板，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分配挂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部分领域存在“重分配、轻管理”倾向，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薄弱，例如某些基建项目因前期论证不足导致闲置浪费，部分产业补贴出现“骗补”“套补”等道德风险。
提升财政支出效益需从“制度设计-技术支撑-监督问责”三维度协同发力，在制度层面，应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建立“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例如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额度直接挂钩，对低效项目实行“压减或取消”；在技术层面，需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效益监测平台，整合财政、统计、行业部门数据，运用成本效益分析（CBA）、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量化评估，例如通过建立“财政支出效益指数”，动态监测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产出比；在监督层面，强化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审计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例如部分省份试点“财政支出绩效听证会”，让受益群体直接评价资金使用效果。
还需关注财政支出的“长效效益”，短期看，要优化支出节奏，避免年底“突击花钱”，确保资金及时转化为实物工作量；长期看，需平衡即期效益与长远发展，例如在生态环保、科技研发等领域允许一定周期“效益延迟兑现”，通过跨周期预算管理平滑波动，应防范“效益异化”风险，避免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GDP增长而过度举债搞“政绩工程”，需将债务风险、可持续性等纳入效益评价框架。
相关问答FAQs
Q1：财政支出效益与财政支出效率有何区别？
A：财政支出效率更侧重“投入-产出”的比率关系，衡量单位资源投入产生的直接成果（如每亿元教育投入培养的学生数、每公里基建投资等），属于微观层面的技术性指标；而财政支出效益内涵更广，除经济效率外，还包括社会效益（如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平性提升）、环境效益（如污染治理效果）以及长期战略效益（如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是综合了经济、社会、政治多维度的价值判断，某项扶贫支出可能短期经济效率不高（投入大、直接产出少），但通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产生显著社会效益，此时需综合评价其整体效益。
Q2：如何解决基层财政“保民生”与“提效益”的矛盾？
A：基层财政“保民生”是刚性责任，“提效益”是管理要求，二者可通过“精准滴灌+机制创新”协同推进，一是优化支出结构，剥离非必要民生支出，将资金集中投向“雪中送炭”领域，例如通过大数据识别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保、救助等资金的精准发放，避免“大水漫灌”；二是推动“民生支出绩效化”，将民生项目与群众满意度挂钩，例如对社区养老、基层医疗等项目实行“以效付费”，根据服务质量拨付资金；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赋予基层更大的资金统筹自主权，同时建立“县级财政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对困难地区通过专项债、财政贴息等工具支持民生项目可持续运营，确保“保基本”与“提质量”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