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领域,其核心在于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平衡历史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当代社会的功能性需求，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案例，为名城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以下从保护理论、实践案例及研究方法三个维度，结合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
在保护理论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首次以国际文件形式确立了“突出普遍价值”评估标准，为全球名城保护奠定框架，我国学者阮仪三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2001）中提出“整体性保护”理念，强调不仅要保护单体建筑，更要维护街巷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域文化生态，单霁翔在《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2025）中进一步指出，名城保护需从“静态冻结”转向“活态传承”，通过功能更新激发历史城区的当代活力，这些理论为我国名城保护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中“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原则的制定。
实践案例研究为名城保护提供了多元路径参考,平遥古城的保护模式被广泛视为典范，王景慧在《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回顾》（2005）中详细记录了其通过“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旅游反哺”的方式，实现了原住民生活延续与遗产保护的平衡，与之相对，丽江古城在快速发展中面临过度商业化问题，徐嵩龄在《遗产旅游原真性认识误区辨析》（2005）中批判了其“伪民俗化”倾向，警示名城保护需警惕文化本真性的流失，国际案例中，意大利威尼斯的“居民回流计划”（2025）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原住民返回历史中心，有效缓解了“空心化”问题，这一经验被张松在《欧洲历史城市保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2025）中重点分析，为我国类似城市提供了借鉴。
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了名城保护的科学化进程,传统研究多依赖文献考证与现场勘察，而近年来空间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李和平在《基于GIS的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形态演变研究》（2025）中，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重庆湖广会馆百年间建筑密度与肌理变化，为保护规划提供量化依据，社会学方法如“口述史”被引入社区参与研究，陈静在《历史城区社会网络重构与社区认同》（2025）通过对广州西关居民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保护规划中社会文化维度的重要性，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使名城研究从物质空间拓展到文化认同与社会公平层面。
相关问答FAQs
Q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如何平衡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关系？
A: 平衡的关键在于建立“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机制，需划定核心保护区与缓冲区，限制核心区的商业开发强度，如平遥古城将80%的区域划为居住与遗产保护区，仅20%用于旅游服务，应创新旅游模式，从“观光型”转向“体验型”，发展非遗展示、文化研学等低干扰业态，避免过度商业化，建立收益反哺机制，如丽江古城维护费专项用于遗产修缮与民生改善，确保居民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Q2: 数字技术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有哪些具体应用？
A: 数字技术为名城保护提供了多维支撑：①三维激光扫描与BIM技术可实现古建筑毫米级精度建模，如故宫太和殿数字化项目；②VR/AR技术用于虚拟复原已消失的历史景观，如圆明园数字重建工程；③大数据分析通过游客流量监测与空间句法模型，优化历史城区交通与功能布局，避免人流过度集中；④数字档案库建设（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数字化保护工程”）实现遗产信息的永久保存与共享，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