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是构建该时期历史认知的基石，涵盖文献、档案、考古发现、域外资料等多类型载体，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广泛领域，这些史料或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具有直接性；或为后世追述，需结合其他文献互证；部分实物资料则能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共同构成了隋唐史研究的多元史料体系。
传世文献：核心史料主体
传世文献是隋唐史研究最系统、最丰富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正史、典章制度、私家著述、诗文总集等类别。 正史以“二十四史”中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为核心。《隋书》由魏徵等主持修撰，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纪传部分记载隋文帝开皇至隋恭义义宁年间历史，十志则上溯至汉梁，下终隋代，是研究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据，食货志》《地理志》《经籍志》等价值尤高。《旧唐书》为后晋刘昫等修撰，虽成书仓促，但较多保留唐代原始文献，如《礼仪志》《职官志》《舆服志》等对唐代制度记载详实，特别是《经籍志》依据开元四部书目编成，反映唐代前期藏书情况。《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等修撰于宋仁宗时期，增补了大量史料，如《兵志》《选举志》为前史所无，其《艺文志》在《旧唐书》基础上增补唐人著述，更趋完善，但部分内容存在删改过度或主观增饰的问题，需与《旧唐书》对照使用。
典章制度文献以《唐六典》《通典》《唐会要》为代表。《唐六典》是唐代官修行政法典，按官职分目记载中央及地方机构职掌、员额、制度，虽最终未能完全颁行，但保存了开元时期行政制度的原始形态，是研究唐代官僚体系的直接史料。《通典》为杜佑所撰，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全书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为序，系统整理上起上古、下至唐天宝年度的制度沿革，其中唐代部分多引当时诏令、奏议，史料价值极高。《唐会要》为王溥所编，专记唐代各项制度，按门类编排，共514卷，保存了大量唐代诏敕、奏疏等原始文献，尤其是中晚唐部分,可补正史之阙。
私家著述包括笔记、杂史、传记等，多具独特视角，刘餗《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唐代朝野逸事、典章掌故，生动鲜活；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收录其奏议、政论，是研究武宗朝政治的第一手资料；杜牧《樊川文集》、李商隐《樊南文集》中的诗文，反映了中晚唐士人的心态与社会风貌；如《封氏闻见录》《因话录》等，对唐代社会风俗、文化教育有细致描述。
出土文献：实物与文字的双重印证
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为隋唐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墓志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研究中古史的重宝，总数约5万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学等多个领域，唐代户籍文书（如天宝年代敦煌户籍）详细记载了户帖、手实、计帐等内容，是研究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度的直接证据；契约文书（如买卖、借贷、租佃契约）反映了唐代民间经济关系与契约精神；寺院文书（如敦煌寺院入历、破历）揭示了寺院经济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变文、曲子词等文学作品,则展现了唐代民间文化的丰富面貌。
墓志铭是隋唐史研究的重要补充，目前已出土唐代墓志数万方，隋代墓志亦有数千，墓志志主多为中下层官僚、士人，其生平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官职迁转、婚姻关系、社会网络等，西安出土的《唐故内侍省内侍员外监飞骑尉上官氏墓志》，详细记载了唐代宦官的升迁路径；而大量女性墓志则反映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教育状况及婚姻观念，墓志中的“讳”“字”“谥”等信息，对研究唐代姓名制度、丧葬礼仪亦有帮助。
其他考古资料如都城遗址、墓葬壁画、器物等，也是重要史料，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都城布局、坊市制度；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壁画，生动再现了唐代宫廷生活、礼仪服饰；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胡人俑、金银器、丝织品等,则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域外资料：多元视角的补充
隋唐时期中外交流频繁，域外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为研究提供了“他者”视角。 日本史料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记载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往来情况，以及唐代制度对日本的影响（如大化改新中的“律令制”模仿）；《养老律令》的条文可与唐律互证，反映唐代法律制度的传播；《怀风藻》《凌云集》等汉诗集，则收录了日本文人创作的与中国相关的诗歌,是研究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生动素材。
阿拉伯、波斯史料如《道里邦国志》《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阿拉伯商人眼中的中国风物、贸易情况，特别是唐代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的繁荣景象；《苏莱曼游记》提到唐代“瓷器”“丝绸”等商品，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细节，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也保存了唐代与新罗、渤海国交往的史料。
档案与类书：制度与文化的集成
唐代档案原件虽已亡佚，但部分内容通过后世文献得以保存，如《唐大诏令集》收录唐代诏令千余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全唐文》收录唐代文章18000余篇，包括奏议、碑铭、诏令等,是研究唐代政治文化的宝库。
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是唐代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分门别类采集经史子集及各类文献，保存了大量已佚古籍的片段。《艺文类聚》的“州部”“居处”等部类，收录了唐代地理文献；《太平御览》引录的唐代笔记、小说,多为他处未见之资料。
相关问答FAQs
问：敦煌吐鲁番文书在隋唐史研究中有哪些独特价值？
答：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原始性，文书多为唐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私人信件等，未经后世加工，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况，如天宝户籍为研究均田制下的土地分配和人口结构提供了第一手数据；二是领域的广泛性，除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宗教（佛经、道经）、文学（变文、曲子词）、法律（律疏、判词）等，填补了传统文献的空白；三是视角的多元性，既有官方文书，也有民间文献，能够展现从中央到基层、从精英到民众的多层次社会面貌,为重构隋唐社会史提供了可能。
问：使用《旧唐书》和《新唐书》研究唐代历史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使用《旧唐书》和《新唐书》需注意其差异与局限性。《旧唐书》成书于五代，较多保留唐代原始文献，如《礼仪志》《职官志》直接抄录唐代国史，对唐代前期记载较详，但中晚唐部分因史料散佚，记载较为简略，且编修时政治混乱，存在史实错误。《新唐书》由宋代学者修撰，史料来源更广，增补了《兵志》《选举志》等新内容，文字简练，但宋人修史时带有儒家伦理观念，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存在主观倾向，且为追求“文省事增”，删改了大量原始文献，可能导致信息失真，研究时需两书互校，结合出土文献、笔记等其他史料，辨析其记载的准确性与倾向性,避免单一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