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与正义的探讨是法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以下从经典理论、现代发展及实践应用三个维度，梳理相关参考文献的核心观点，并辅以表格对比主要理论流派,最后以FAQs形式解答常见疑问。
经典理论中的法与正义关系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法与正义的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即和谐”，认为法律的应然目标是实现城邦各阶层的等级和谐，而“哲学王”统治下的法律才是正义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了“普遍正义”与“矫正正义”，强调法律应兼顾形式平等（对 everyone 同等对待）与实质平等（根据差异区别对待），其思想成为后世自然法学派的重要源头。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将正义与神学结合，认为“法是人们赖以支配和行为的行动准则，它以公共福利为目的”，而永恒法（神的理性）是正义的最高渊源，人法需服从永恒法与自然法才具有正当性，这一观点为法律的神圣性提供了辩护，但也因时代局限性受到批判。
近代，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法与正义的世俗基础，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法律的正义性源于对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保障，若政府违背这一目的，人民有权反抗，康德则从“绝对命令”出发，认为正义的法律需符合普遍法则，即“你的行为准则应能成为普遍立法原则”,强调法律的理性与自主性。
现代理论的发展与争议
19世纪后，随着实证主义兴起，法与正义的关系出现分化，奥斯丁提出“法律命令说”，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正义与否并非法的要素，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形式而非内容，这一观点被称为“恶法亦法”，引发了自然法学派的强烈反驳。
20世纪，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程序自然法”，认为法律需满足八项程序性原则（如普遍性、明确性、不溯及既往等），这些原则是法律“内在道德”的体现，缺乏道德性的法律“不配称为法”，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构建“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提出“无知之幕”下的两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差异原则与机会公平原则），认为正义的法律需保障基本自由平等，并允许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仅当其有利于最不利者时才被允许，其理论对现代立法（如社会福利、平权法案）产生深远影响。
批判法学派则质疑传统正义观的阶级性，昂格尔认为法律并非中立，而是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工具，真正的正义需通过社会变革打破形式平等的假象,实现实质性的权力再分配。
主要理论流派观点对比
| 理论流派 | 代表学者 | 核心观点 | 正义与法的关系 |
|---|---|---|---|
| 自然法学派 | 柏拉图、罗尔斯 | 正义是先验的道德原则，源于理性、神或社会契约 |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恶法非法 |
| 实证主义法学派 | 奥斯丁、哈特 | 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或规则体系，有效性取决于形式而非内容 | 法与正义分离，恶法亦法（哈特修正） |
| 程序法学派 | 富勒 | 法律的道德性体现在程序正义，八项程序原则是法律合法性的基础 | 正义是法律的内在属性，缺乏程序道德性的法无效 |
| 批判法学派 | 昂格尔 |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 | 现行法难以实现正义，需通过社会变革重构 |
实践应用中的法与正义
在司法实践中，法与正义的张力体现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以宪法隐私权保障女性堕胎权，体现了对个体自由的正义追求；而后续“多布斯案”推翻该判例，则反映了对“生命权”的正义主张及联邦与州权力的争议，这表明正义的实现需在多元价值间进行权衡。
在国际法领域，正义的内涵更为复杂，纽伦堡审判确立“反人类罪”，突破“国家主权绝对”原则，体现了对普遍正义的追求；但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案中的裁决，也常因大国政治干预而面临“选择性正义”的质疑，这提示我们,法律的正义性需以普遍共识与有效执行为保障。
FAQs
Q1：自然法学派与实证主义法学派对“恶法是否为法”的观点有何根本分歧？
A1：自然法学派认为“恶法非法”，主张法律的终极依据是道德或正义，若法律违背基本人性或自然权利（如纳粹种族法），则丧失法的效力，公民无义务遵守，实证主义法学派则主张“恶法亦法”，强调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来源（如主权者命令、社会规则）而非内容，即使法律不正义，仍是有效的法，公民需遵守，但可通过民主程序修改，哈特作为实证主义修正者，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认为法律需满足“生存”与“有限合作”的基本条件，极端恶法（如灭绝种族法）因违背人性底线而“接近非法律”。
Q2：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如何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正义关怀？在实践中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A2：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是其正义论的第二原则，允许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存在，但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机会公平原则（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二是不平等应“最有利于最不利者”，即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需优先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通过累进税制、社会福利等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实践中，其挑战包括：一是“最不利者”的界定标准难以统一（如收入、能力、机会差异）；二是过度再分配可能削弱市场效率，导致“激励效应”丧失；三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可能削弱国家再分配能力,使差异原则难以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