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者从多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成果，这些文献不仅分析了就业现状的特征与挑战，还探讨了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为理解我国就业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从就业现状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就业形势呈现“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基本特征，在总量层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662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凸显，文献中常引用蔡昉（2025）的研究，指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年均减少约300万人，但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位，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结构层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存在“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传统制造业面临技能人才缺口，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突出；部分高校毕业生因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学非所用”或“就业质量不高”，数字经济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如平台经济、灵活就业等，但相关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尚不完善,成为文献关注的焦点。
关于就业形势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从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教育体系等多角度展开分析，在宏观经济层面，刘世锦（2025）指出，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在产业结构层面，黄群慧（2025）的研究强调，我国产业结构仍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虽持续提升（2025年达48.1%），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相比仍有差距，且部分服务业岗位存在“低水平均衡”特征，工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在教育体系层面，岳昌君（2025）通过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发现，部分高校专业设置滞后于市场需求，导致毕业生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结构性失业问题显著，人口结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王广州（2025）的研究预测，未来十年我国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减少，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仍需突破人力资本提升的瓶颈。
针对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现有文献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张车伟（2025）主张实施“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力度，稳定就业基本盘，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杨伟国（2025）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建议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对接，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劳动力市场适应性，在新就业形态治理方面，黎友焕（2025）提出应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包括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探索社会保险灵活缴纳方式等，促进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在区域协调方面，陆铭（2025）强调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和县域经济流动,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以下表格总结了部分代表性研究及其核心观点：
| 研究者（年份） | 研究主题 | 核心观点 |
|---|---|---|
| 蔡昉（2025） | 人口结构与就业 |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总量压力仍存，需通过提升人力质量应对“人口红利”消退 |
| 黄群慧（2025） | 产业升级与就业 | 产业结构转型中，第三产业就业潜力未充分释放，需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
| 岳昌君（2025） | 教育与就业匹配 | 高校专业设置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强化实践教学 |
| 黎友焕（2025） | 新就业形态治理 | 平台经济下劳动权益保障缺失，需构建“政府-平台-劳动者”协同治理机制 |
相关问答FAQs：
Q1：当前我国青年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1：青年就业压力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总量压力，202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而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岗位需求增长有限；二是结构性矛盾，部分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毕业生技能与企业要求不匹配；三是就业观念影响，部分青年对就业岗位的薪资、稳定性期望较高，存在“慢就业”“选择性失业”现象,疫情后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青年就业难度。
Q2：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形势带来了哪些影响？
A2：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催生了平台经济、直播带货、在线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2025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对传统岗位产生替代效应，尤其是程序化、重复性劳动岗位面临减少风险，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在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仍面临制度空白,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