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自18世纪问世以来便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其研究历程跨越两百余年，形成了国内外多元共生的学术格局，国内研究以传统文献学、红学考证为核心，逐步拓展至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跨学科领域；国外研究则依托汉学传统，从比较文学、叙事学、性别研究等视角展开,呈现出文化阐释的多样性。

国内研究现状可追溯至清代“脂评”系统，以脂砚斋、畸笏叟等评点家为代表，开启了文本细读与作者生平考证的先河，20世纪以来，红学研究形成三大主流学派：以胡适、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通过曹雪芹家世、版本源流等实证研究，推动《红楼梦》从文学文本向历史文献延伸；以俞平伯、王佩瑜为代表的“索隐派”，聚焦书中人物与清代历史的对应关系，挖掘文本背后的政治隐喻；以王国维、李希凡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派”，则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人物形象与悲剧美学，奠定现代红学的学科基础，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数字红学”应运而生，如《红楼梦》知识图谱构建、文本情感分析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为传统研究注入科技活力，文化研究视角下，学者从饮食服饰、园林建筑、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层面，探讨清代社会生活与文本叙事的互文关系,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国外研究现状以欧美汉学为主导，早期以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代表，开启《红楼梦》的跨文化传播，20世纪中叶，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角度高度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推动其进入西方文学经典体系，进入21世纪，比较文学视角成为研究热点，如浦安迪（Andrew Plaks）将《红楼梦》与西方史诗、传奇文学对比，提出“反讽式现实主义”理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则聚焦诗歌与叙事的互动关系，分析文本中的抒情传统，日本汉学界以松枝茂夫、村上知行等学者为代表，侧重版本校勘与佛教思想研究，指出“色空”观念对全书结构的深层影响，性别研究视角下，西方学者如马克·林（Mark Linden）分析大观园的女性空间建构，探讨清代性别权力关系；后殖民理论则被用于解读文本中的满汉文化冲突，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多元文化阐释路径。

国内外研究在方法与视角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国内研究注重文献实证与文化本位，强调“知人论世”的传统治学路径；国外研究则更侧重理论建构与跨文化对话，常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两者呈现出融合趋势，如国内学者开始接受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方法，国外研究者则加强了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借鉴，如对脂评本、脂砚斋身份等考证问题的关注日益深入。

相关问答FAQs
Q1：《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主要存在哪些争议？
A1：《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核心争议集中于“脂评本”与“程高本”两大系统的优劣，脂评本（如甲戌本、庚辰本）因保留脂砚斋批语，被认为是曹雪芹原稿的早期抄本，但存在残缺、文字差异较大等问题；程高本（程伟元、高鹗整理的120回活字本）虽文本完整，但后四十回是否为曹雪芹原稿历来争议，学者们通过校勘学、语言学等方法，试图还原文本原貌，但关于作者归属、续书性质等问题仍未形成定论。

Q2：国外红学研究对中国学者有何启示？
A2：国外红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多元视角，如叙事学分析、性别研究、后殖民理论等，有助于突破传统文献研究的局限，浦安迪的“反讽式现实主义”理论深化了对《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理解，而西方学者对女性空间的解读则补充了国内研究中性别视角的不足，国外译本的传播也促使中国学者反思《红楼梦》的文化输出策略,推动红学研究从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