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从理论演进、研究方法、应用领域及新兴趋势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并购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理论到行为金融、从单一视角到多学科融合的发展过程，研究内容逐渐深化，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
在理论演进方面,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以协同效应为核心的经典理论体系，早期研究以Modigliani和Miller的无关定理为基础，随后出现了多种并购动机理论，协同效应理论由Weston提出，认为并购通过经营协同（如规模经济）、管理协同（如低效管理者替换）和财务协同（如税收利益）创造价值，交易成本理论则从Coase的理论延伸，认为企业通过并购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代理成本理论由Jensen和Meckling发展，指出管理者可能为扩大帝国而进行过度并购，损害股东利益，市场势力理论、信号理论等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并购行为，近年来，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为并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Roll的“狂妄自大假说”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支付过高溢价，而Shleifer和Vishny的“市场驱动假说”则强调信息不对称对并购决策的影响。
国内研究则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深入，早期研究以引进和消化国外理论为主，结合中国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验证，张新（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价值创造效应不明显，并从体制转型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的并购动机，如政府干预、国有股权性质、政治关联等，李善民等（2009）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下的国有企业并购往往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导致并购绩效下降，跨文化并购、跨境并购中的制度距离、文化冲突等问题也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如学者对联想并购IBM、吉利并购沃尔沃等案例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新兴市场企业海外并购的整合策略与风险。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单一案例到大样本实证的转变，早期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法，如Chandler对近代工业企业并购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基于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的实证分析成为主流，通过检验并购公告前后股价变化或财务指标变化来评估并购绩效，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提高，计量经济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如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国内研究方法也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受限于数据质量和制度环境，部分研究仍以案例分析为主，近年来，随着CSMAR、Wind等数据库的完善，大样本实证研究显著增加，研究方法更加严谨。 来看，国外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涵盖并购动机、绩效评估、支付方式、整合策略、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最为深入，包括并购经验、文化差异、行业相关性等，Healy等（1992）发现并购后通过成本削减和收入提升能改善企业绩效，而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则强调高管团队特征对并购成功的重要性，国内研究则更关注制度因素对并购的影响，如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金融发展等，方军雄（2008）发现地方政府干预会降低并购的市场化程度，而潘红波等（2008）则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并购会损害企业价值。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企业并购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兴趋势，一是跨境并购研究持续升温，学者们关注制度距离、文化差异、政治风险等因素对并购成功率的影响，二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并购成为热点，如互联网企业并购、平台型并购、数据资产估值等问题，三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逐渐融入并购研究，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并购活动中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四是行为金融与神经科学方法的结合，通过实验法或脑电技术等探究管理者心理对并购决策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也存在一些差异,国外研究理论体系成熟，研究方法多样，但对新兴市场制度背景的关注不足；国内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但理论创新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仍有待提升，国外研究更注重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分析，而国内研究则更多结合宏观制度环境进行探讨。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国内外企业并购研究的主要差异,以下表格对比了两者在理论基础、研究重点、方法特点等方面的异同：
| 比较维度 | 国外研究特点 | 国内研究特点 |
|---|---|---|
| 理论基础 | 经典理论成熟，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迅速 | 以引进国外理论为主，结合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创新 |
| 研究重点 | 并购绩效、协同效应、管理者行为微观分析 | 政府干预、国有股权、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影响 |
| 研究方法 | 大样本实证为主，方法严谨多样 | 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并存，数据质量限制部分方法应用 |
| 制度背景 | 假设市场完善，关注市场机制作用 | 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特征，分析制度扭曲的影响 |
| 新兴趋势 | 关注ESG、数字并购、跨境风险管理 | 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并购、国企混改等本土议题 |
相关问答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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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并购研究中，如何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准确评估并购绩效？
答：内生性问题（如并购企业与未并购企业的系统性差异）是并购绩效研究的主要挑战，解决方法包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筛选与并购企业特征相似的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比较并购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变化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IV）寻找与并购决策相关但与绩效无关的工具变量；以及自然实验法，如利用政策冲击作为外生冲击，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动态面板模型则能进一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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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跨境并购中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并购整合效果？企业应如何应对？
答：文化差异通过影响组织沟通、员工信任、管理决策等途径降低并购整合效率，研究表明，文化距离越大，并购后的人才流失率、冲突频率越高，绩效改善越慢，应对策略包括：并购前进行详尽的文化尽职调查，识别潜在冲突点；制定整合阶段的跨文化培训计划，提升员工文化敏感度；保留关键岗位的本土人才，平衡母公司与子公司管理权力；建立融合双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非简单移植母公司文化；通过阶段性沟通机制及时化解矛盾，调整整合策略，联想并购IBM后通过“全球资源，本土创新”的文化融合模式，有效整合了中美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