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公约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自1992年通过以来，始终指导着国际社会减排行动与合作方向，公约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同时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减排需求，这一原则在后续谈判中不断细化和强化，成为平衡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性的关键基石，公约确立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水平的长期目标，并要求所有缔约方定期编制国家信息通报（NCRs），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与减排措施，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了数据基础与透明度保障。
在公约框架下,历次缔约方会议（COP）推动形成了重要补充协议，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为发达国家设定了量化减排指标，建立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市场工具，开创了基于市场的减排模式；2025年《巴黎协定》则进一步将全球温控目标明确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要求各国自主贡献（NDCs）与全球盘点机制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的动态减排体系，这些补充协议与公约共同构成“气候公约体系”，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原则共识走向具体行动。
公约的实施成效与挑战并存,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从2010年的2400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5000亿美元以上，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70%和85%，部分发达国家已实现碳排放达峰；当前各国NDCs累计减排力度仍远低于1.5℃目标路径要求，2025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创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金缺口（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数据，2025年发展中国家气候资金需求达1.3万亿美元，实际获得仅约1000亿美元）与技术转移障碍，成为制约行动深化的关键瓶颈。
从法律效力看,公约虽具普遍性（197个缔约方），但其条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约束力较弱，需依赖后续议定书与协定强化；资金机制方面，公约下设的全球环境基金（GEF）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但规模远不能满足需求，2025年COP26上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目标直至2025年才勉强实现，且 adaptation（适应）资金占比不足30%，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不匹配，碳泄漏问题、非缔约方参与度不足等，也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复杂性。
未来公约的完善需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强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差异化实施，根据各国国情动态调整减排责任分担，避免“一刀切”；二是推动气候资金机制改革，扩大绿色气候基金（GCF）资本金规模，建立私营部门参与激励机制，探索债务互换、气候债券等创新融资工具；三是加强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通过建立专利池、技术转让平台等机制，降低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获取成本，需将气候行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深度协同，通过“气候-发展”协同路径提升全球行动合力。
相关问答FAQs
Q1：联合国气候公约与《巴黎协定》的关系是什么？
A：联合国气候公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性公约，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巴黎协定》则是公约下具有法律效力的补充协议，细化了2025年后全球减排机制，包括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透明度框架等具体规则，两者共同构成“公约-协定”双层治理体系，协定以公约为基础，是对公约目标的深化与落实。
Q2：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公约下承担的减排责任与发达国家有何不同？
A：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承担与自身国情和能力相符的减排责任，重点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减贫，同时逐步提高减排力度；发达国家则需率先实现深度绝对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差异体现在NDCs目标设定（发展中国家侧重“减缓+适应”，发达国家侧重绝对减排）、资金支持义务（发达国家需承担出资主导责任）等方面，体现了公平与历史责任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