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主要的研究地域是以中东为核心的广大亚洲地区，具体涵盖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中亚的波斯文化圈，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区域，这一研究领域并非固定不变的地理范畴，而是随着历史语境、学术思潮和政治格局的动态调整而不断演变，19世纪的东方学家如厄内斯特·雷恩（Ernest Renan）将研究重点集中在闪族和雅利安语系文明，试图通过语言学和考古学构建“东方”的文明谱系；而20世纪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批判了西方学界对东方的“他者化”建构，促使研究地域扩展至包括东南亚、东亚在内的更广阔空间，但中东地区始终因其与欧洲的历史互动深度、宗教文化复杂性以及地缘战略重要性,成为东方学的核心研究场域。
从地理分布来看，东方学的研究地域可划分为三个核心板块：一是“肥沃新月地带”，包括两河流域（今伊拉克）、黎凡特地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腓尼基文明和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波斯文化圈，涵盖伊朗、阿富汗、部分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这一区域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其他地区）并存，保留了萨珊波斯、帖木儿帝国等历史遗产；三是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这里融合了柏柏尔土著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法国殖民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文化单元，东方学也涉及对印度次大陆的研究，尤其是莫卧儿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教的互动，以及东南亚的马来-印尼文化圈,如印尼的伊斯兰化进程和马来西亚的封建制度研究。
在历史维度上，东方学的研究地域随殖民扩张和学术转型而变化，19世纪欧洲东方学兴起时，英、法学者主要关注印度（英属印度）和埃及（法属埃及），将这两个殖民地视为“东方”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东地区成为东方学研究的焦点，德国学者如马丁·哈特曼（Martin Hartmann）对奥斯曼行政制度的研究，荷兰学者对爪哇伊斯兰教的研究，都体现了地域的扩展，二战后，随着中东民族主义兴起和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凸显，波斯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和以色列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中东的政治体制、社会运动和石油经济，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独立促使学界将研究地域向东延伸，对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的民族认同、伊斯兰教苏菲派传统展开深入探讨。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看，东方学的研究地域还受到考古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影响，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在伊拉克的乌尔遗址发掘，揭示了苏美尔文明的成就，将两河流域纳入东方学核心地域；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田野调查，推动了东南亚作为东方学研究地域的合法化；21世纪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亚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东方学研究的新兴地域,学者们关注历史上的跨国贸易网络和当代的区域合作机制。
以下表格简要概括东方学核心研究地域及其代表性文明与研究重点：
| 研究地域 | 涵盖国家/地区 | 代表性文明 | 核心研究主题 |
|---|---|---|---|
| 肥沃新月地带 |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以色列 | 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奥斯曼 | 楔形文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关系、奥斯曼行政制度 |
| 波斯文化圈 | 伊朗、阿富汗、中亚五国、巴基斯坦 | 萨珊波斯、帖木儿帝国、莫卧儿 | 波斯文学、什叶派伊斯兰教、突厥-波斯文化融合 |
|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 |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 | 柏柏尔-阿拉伯文化、阿尔摩拉维德王朝 | 伊斯兰法学与柏柏尔习惯法、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社会 |
| 南亚次大陆 | 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 | 印度教-伊斯兰教互动、德里苏丹国 | 莫卧儿艺术与社会、印巴分治的历史与文化影响 |
| 东南亚文化圈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 | 室利佛逝、满者伯夷、伊斯兰马来王国 | 伊斯兰教本土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
东方学的研究地域之所以以中东为核心，根本原因在于这里是“东方主义”话语建构的原点，自中世纪以来，欧洲通过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殖民统治，与中东形成了长期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文化借鉴（如阿拉伯数字、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传播），也包含权力支配（如东方学家作为“文化中介”的角色），萨义德指出，西方东方学通过将东方描绘为“神秘、专制、落后”的他者，为欧洲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中东地区因其地理位置连接欧亚、宗教资源丰富（耶路撒冷、麦加等圣地），成为这种话语建构的主要对象，尽管当代东方学强调去殖民化和跨文化对话，但中东地区在学术传统、文献资料和现实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使其始终占据研究的核心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学的研究地域并非封闭的“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跨文化空间，中亚地区既是波斯文化圈的东缘，也是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文化的交汇带，历史上受伊斯兰教、佛教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研究这一地域需要打破传统的东西方分界线，同样，东南亚的“东方”属性也非固定，荷兰学者将其视为“东印度”，英国学者则将其纳入“远东”范畴,这种地域标签的流动性恰恰反映了东方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
相关问答FAQs：
Q1：东方学是否只研究古代历史，不关注现代中东社会？
A1：并非如此，东方学的研究范围涵盖古代与现代，只是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有所差异，19-20世纪初的东方学以古代文献、考古和语言研究为主，关注“东方”的“古典黄金时代”；而当代东方学（或称“中东研究”）更侧重现代中东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如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转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运作机制、沙特的社会改革等，学者们既研究《古兰经》注释和奥斯曼档案，也分析当代中东的媒体传播、性别运动和国际关系，体现了从“文本中心”到“问题导向”的转变。
Q2：东方学与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有何区别？
A2：东方学（Orientalism）是一个历史性学科概念，起源于19世纪欧洲，最初以语言学、考古学和文献学为核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话语色彩；而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是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学科，强调跨学科视角（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注重区域内的本土学者参与，并批判东方学的“他者化”倾向，东方学是“西方眼中的东方”，而中东研究更强调“东方的自我认知”，二者在研究对象上重合（中东地区），但在理论立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当代学术界已逐渐用“中东研究”取代“东方学”作为学科名称,但东方学作为学术史和批判理论的概念仍被广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