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党史应以中国什么为起点？-华夏学术资源库

您提出的观点非常深刻和正确，研究中国共产党史，必须也必然要以中国为基点和中心，这是因为中共党史并非一个孤立、封闭的历史叙事，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命运、社会、文化和人民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篇章，研究党史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在应对中国自身问题的过程中，改变中国命运、塑造现代中国的历史。

以下从几个关键维度来阐述为什么研究中共党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

历史背景：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中共的诞生和崛起，并非源于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为了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紧迫、最现实的生存危机。

亡国灭种的危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救国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
阶级矛盾的激化： 农民起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内部矛盾尖锐，传统的封建统治和新兴的官僚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压得人民喘不过气。
思想文化的迷茫：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引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但各种西方思潮（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涌入,未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共正是在这样的“中国问题”背景下应运而生。 它的早期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在亲身经历了这些苦难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道路，研究党史，如果不理解这种深切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就无法理解中共为何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中共党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国情迥异的中国。

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 早期中共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在中心城市暴动），结果屡次失败，毛泽东等人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而开辟了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这完全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如《实践论》《矛盾论》，强调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全球化，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和利用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研究党史，核心就是研究这个“中国化”的过程。 离开了中国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只是书本上的教条,中共的历史也将失去其生命力。

中共的全部政治逻辑，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革命时期（1921-1949）： 目标是“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个目标凝聚了全民族的意志,是中共赢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建设时期（1949-1978）： 目标是“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经历了曲折,但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1978至今）： 目标是“富起来、强起来”，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最终实现“中国梦”。

中共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从土地改革到抗美援朝，从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都可以从这个宏大目标中找到其内在逻辑。 研究党史,就是要理解这些决策背后的国家利益和民族考量。

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意味着要警惕和避免两种倾向：

避免“西方中心论”的视角： 不能简单地将中共党史视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遥远分支，或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生搬硬套来评判中共的每一步，不能用西方多党制民主的标准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应去理解这种领导体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避免“党史自说自话”的倾向： 虽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这不意味着关起门来研究，同样需要将党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去审视，研究中共在二战中的作用、冷战时期的国际博弈、全球化浪潮中的选择等，这种“以中国为中心，放眼世界”的视角,能让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刻。

研究中共党史，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历史。

任何脱离中国具体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国情的研究，都无法真正触及中共党史的本质，只有牢牢抓住“以中国为中心”这一原则，我们才能理解中共为何能从一个小党发展成为一个大党，理解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复杂性,并从中汲取对当下和未来有益的智慧。